澳门人在珠海的“新街坊”

初夏傍晚将至，珠海南麓横琴岛上的大排档开始招揽生意，后厨里撬开生蚝壳的短促“咔咔”声，很快也变得越来越响。

在珠海，个大肥嫩的“横琴蚝”很出名，一度是横琴这个滩涂岛屿上最重要的经济产业，也曾吸引不少港澳居民周末前来尝鲜。但现在，横琴蚝和海鲜排挡更像是专供游客的夜宵点缀，本地人早不再以此为生。许多更大的发展目标，已经让这里的潮水不再平静。

2019年年初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正式发布，向整个珠三角地区释放了浓厚的政策红利。被确定为大湾区发展“桥头堡”的珠海，过去一直走着“小而美”的发展之路，近年也不得不加快速度，以更好立身于这个“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”。

作为珠海，乃至整个大湾区内唯一与港澳陆路相连的国家级战略新区，横琴现在更是一片热土。它是新兴的自由贸易区、未来的“国际休闲旅游岛”，但它最特殊之处，还在于“一岛两制”的制度创新——在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施行20年有余的“一国两制”目前已进入发展深水区，制度下一步还能如何变化？内地与特别行政区比邻的区域，为不断激活彼此经济与民生的活力，还能贡献什么样的力量？对于这些问题，与澳门相隔最近处只有178米的横琴，正是一个重要的试验场。

横琴码头距离澳门直线距离最近处不足200米。

2020年4月初，澳门与横琴签署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横琴新区管委会向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出让了一幅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的土地，供澳门特区建设综合项目“澳门新街坊”。该项目位于横琴新区的小横琴岛中东部地区，承建方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门特区政府的公营机构。项目建成后，约4000户澳门居民将入住横琴岛的中心位置，并享受澳门标准的生活、教育、医疗与社区服务。

对亟待解决住房问题的澳门人来说，“澳门新街坊”是一项在5年前就获得广泛关注的民生工程。然而澳门特区政府“提出快、实施慢”的老问题，又一次在该项目的推进中重现。

经年累月的讨论，以及珠海与澳门自改革开放初期就不曾间断的往来互通，似乎也没能让这两座城市增加太多对彼此的了解。现在，如果要让这两座制度、气质和发展目标完全不同的城市，在横琴这座小岛上加速谈一场“恋爱”，又会发生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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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似当年的深圳，与仍似当年的珠海

时间回到2006年的夏天，考上大学的福建青年陈家欣坐上了去珠海的大巴。他对这座邻省城市没什么概念，只是在填志愿前研究了一下珠三角的发展状况，觉得经济上“慢热”的珠海，与当时已经热闹起来、生活成本高昂的深圳相比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潜力股。

但当第二天一早，大巴车停靠在与澳门只有一河之隔的珠海拱北口岸时，一觉醒来的他觉得被骗了，“为什么到了这么个穷旮旯？”

虽然与深圳、汕头、厦门同属1979年中国建立的第一批经济特区，但珠海确实称得上是一座“慢热型”城市。除了改革开放初期，概念红利带来过年均超过30%的GDP增速之外，剩下的近30年时间里，珠海始终徘徊在几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上，经济增长也是起起伏伏。

发展上的落后，部分也因为1980年5月，中共中央在批复广东、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一句定调：“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，其次是珠海。”“其次是珠海”，自此成为这个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掣肘。

改革开放早期，中国想要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以发展经济，并期待恢复行使对香港、澳门和台湾的主权。但在起步阶段，既担心投资风险，又担心政治风险。所以，“经济特区”就是以这样一种小规模“缓冲区”的形态诞生的。

深圳与香港、珠海与澳门，它们在空间上的对位关系都很明确。但在1980至1990年代吸引外资落地、产业转移的过程中，两座城市却展现出不同姿态——深圳对于低端轻工业、服务业一度来者不拒，珠海则树立了较高的产业准入门槛，更欢迎高新技术落地。深圳明显比珠海要更放得开，从而为这座新兴城市更快地注入了活力。反观珠海，却因为违背产业结构升级先有低端、再有高端的一般性规律，最终时间都用在了搭建“空中楼阁”这件事上。

直到金山、魅族等技术企业相继从珠海起步，打开了全国市场，珠海的科技城市梦想才算找到合适的落地案例。但如今若是提起诞生于珠海的大公司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依然只有格力，而不是金山与魅族。

“在珠海，格力自身就有大几万名的员工，还有像珠海银隆这样被收购的公司。目前珠海的常住人口数才200万出头，这就相当于整个城市接近1/20的人在为一个品牌工作，格力自然就很容易成为珠海的城市标签。”曾在中国移动及魅族工作，如今正在珠海创业的翟冠楠对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这样评论。

经济发展层面走了弯路，但珠海超前的城市规划理念，还是为其留下了“花园城市”的美名。珠海沿海靠山，又有河江、湿地分隔城区，正适合做小街区、密路网的分片城市设计，以及海滨岸线、城市公园等公共空间的营造。这座城市的整体开发思路，被写入了年限覆盖至2060年的《珠海城市概念性空间发展规划》，以至于会有老一辈感慨：“珠海还是当年的珠海，深圳已不是当年的深圳”。

翟冠楠是北方人，对于珠海的清新空气、海滩岸线和高绿化率十分敏感。但他也承认，这样的城市风格更适合“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过来养老”，而不是像深圳那样，能对有冲劲的年轻人产生吸引力。

珠海曾经想从头培养这座城市的年轻人，做法甚至有些极端。

目前在珠海的城市范围内，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、中山大学珠海校区、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、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多个合作办学项目落地。陈家欣于2006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-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，则是内地与香港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大学，当年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。

珠海曾相信，大量高质量乃至国际化的高校毕业生，能够完美解决这座城市未来对劳动力和技术发展的需求。为了将自身塑造为“大学之城”，珠海市政府一度对所有引进的院校都采取永久性无偿提供土地，以及提供融资帮助等优惠条件，每所学校都被划拨到了面积令人咂舌的规划用地。

但在2005年，由于部分高校涉及土地质押等违规操作，以及珠海办学过程中变相的“土地财政”倾向，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方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珠海兴起的这拨“异地办学”热潮，随后也受到了教育部管控。

虽然期待着人才、资源和资金能在城市自身的吸引力下自然流入，但土地仍是发展阶段最顺手的工具——珠海的这种梦想与现实，目前正在其南端的横琴岛再次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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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的横琴、广东的横琴、国家的横琴

身为花园城市的珠海，在春夏之交格外重视绿化养护。沿着城市东侧著名的“情侣路”行走，能看到许多戴着斗笠、忙着为海滩公园铺设草皮的农民工。但行进到珠海南端的横琴岛上，农民工的装备就从斗笠统一换成了结实的安全帽，因为这里的劳动力需求基本都集中在工地上。

珠海周边多岛，目前的横琴岛最早也是大、小两座岛屿。南北岛屿间的海沟，曾经是通往澳门的一段著名水路，名曰“十字门”。1970年代，希望开发横琴岛的珠海与顺德合作，动用大量人力对水道围垦填海，将其变成了如今窄窄的一条“中心沟”。“十字门”的称号遗留了下来，如今被用来命名横琴岛上最重要的中央商务区。

大小横琴岛之间填海围垦所遗留的“中心沟”。

在围垦填海的年代，横琴还只是珠海的横琴，所以珠海当时并不吝啬与顺德共享填海造地的成果。如今“澳门新街坊”的所在区域，一度就是由顺德掌握土地使用权的一块“飞地”。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10年横琴的国家级新区地位正式确立后，才由横琴新区管委会通过回购使用权解决。

粤港澳大湾区策略问世之前的2005年，横琴也一度有机会在“泛珠三角”的发展战略中成为“广东的横琴”。彼时对其的概念定位，是在“一国两制”的交汇点上，开发一个能广泛吸引内外资源的经济合作区。

但整座岛真正活跃起来，还是在它真正成为“国家的横琴”的这几年。2009年，横琴成为继天津滨海、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，大量基础建设自此正式入场。此时，也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亚洲市场，以博彩资金为绝对支柱的澳门经济一度损失惨重。与澳门毗邻的横琴岛，顿时就在“一国两制”和珠海的自身发展的问题上，都有了明确的战略价值。

“横琴的核心是对澳合作，国家直管的状态一定意味着珠海对它的发展动力不足。但过去大家从来都不关心珠海，现在大家会通过横琴和澳门关心珠海，地方政府的目的依然达到了。”陈家欣对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记者表示。他在珠海创立了金融服务公司“极简汇率”并担任CEO。

2009年，回归祖国10周年的澳门收到一份位于横琴的“礼物”：中央批准在横琴岛西侧为澳门大学建立全新的、面积比旧校区大20倍的封闭式新校区，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校区内实施澳门法律和行政体系。2013年，近1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全部迁入这个新校址，他们日常往来澳门需要穿过一条专用的河底隧道。此后，横琴岛上又出现了两地共建、并配备政策协调机制的“粤澳合作产业园”。

2020年3月中旬，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旅检区被移交至澳方管理后，原本“两地两检”的模式在横琴口岸处合二为一，横琴与澳门的关系进一步被拉近。

在这些涉澳项目中，横琴采用了所谓“分线管理”的政策框架，根据需求对人、事、物实施不同程度的管控。比如目前，横琴与澳门之间的口岸设定为“一线”管理，横琴与内地之间设定为“二线”管理，日常执行“一线放宽、二线管住、人货分离、分类管理”的原则。本质上，这是关键监管因国家发展需要，主动向后退让的一种尝试。

“我们原来总结了很多横琴的优势，包括对港澳的政策优势、所得税优惠的经济优势，等等。其中也有土地资源的优势，目前岛上基本停止了对澳项目之外的供地，所以现在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很宝贵。”一名任职于横琴新区管委会的政府工作人员向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记者总结。

近年来，横琴也并非事事都“礼让”于面对澳门的规划。作为国家级新区，它也有自己的城市发展目标。2012年，与澳门半岛东南角标志性建筑“澳门塔”隔海相望的十字门CBD建设项目，与横琴新区城市设计方案同步开始招标，延揽了国际建筑事务所Aedas入场参与。

澳门塔与横琴十字门CBD的国际金融中心隔海相望。

负责十字门城市CBD项目的Aedas董事钱理告诉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，十字门CBD的规划方案延续了珠海本身花园城市的浪漫风格，以及高密度小街区的路网，沿海岸线全部保留为公园绿地。但在建筑群的开发规模和强度上，十字门CBD不会输给珠三角城市群中目前在建的任意一个同等性质的项目。

珠海横琴十字门CBD规划效果图

一个典型的案例，是即将落成、与澳门塔有点“正面对峙”之感的横琴国际金融中心。与许多挂着“国际金融”名号的大楼一样，这是目前横琴岛上的天际线高点，达到339米，比澳门塔高了1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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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横琴看澳门，和站在澳门看横琴

围绕大小横琴岛之间露出水面的两座山体，横琴新区的开发仍处在人烟稀少的早期。岛上人气最旺的地方，是位于横琴岛南端、自成一体的“珠海长隆度假区”。休闲游的家庭可以在这里逛水族馆、看马戏表演，并住在长隆自己的“企鹅酒店”内，一连玩上两三天。

长隆集团是最早愿意押注横琴，做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公司之一，按照公司创始人苏志强的回忆，2008年他第一次来到横琴时，感觉当地山清水秀，却“荒凉到连一只蚊子都没有”。后来通过200亿元级别的开发投入，长隆将横琴项目变成了集团规模最大的“超级旅游度假区”。

由于和澳门的“世界休闲旅游中心”发展目标有可衔接之处，横琴在去年也拿出了成为“国际休闲旅游岛”的建设方向。长隆集团则已经在与澳门方面探讨，建设一条澳门和珠海横琴的空中观光缆车线路，建成后游客可直接从长隆园区内抵达澳门景点，继续自己的参观游览。

横琴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延续港澳游客的旅游欲望，在健康、金融、文化等一切与澳门有合作机会的领域，横琴都想试一试，不管市场在起步阶段有多少，或者看起来有多奇怪——

目前横琴岛上的“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”内，就在做中药的产学研合作，以及市场推广。通过澳门与葡语世界的联系，产业园内的企业正在做着将常见的中成药“莲花清瘟胶囊”出口到4个葡语国家的生意。

前述横琴新区管委会的政府工作人员对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表示，管委会对“多元发展”这件事实际上有所警惕，“我们的核心就是现代服务业，高新技术、休闲旅游、金融服务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去的概念。”

目前的横琴，在很多方面还是很像几十年前珠海搞特区时的思路，比如对高新技术的追求。为了赶上这一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的潮流，横琴新区自己总结了相关创业企业早期成长中最大的压力，是来自于自有算力不足，于是就与有相关技术的寒武纪公司合作，开发了“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“，对在横琴注册的企业和机构开放优惠使用。

借助临近港澳的地缘优势，珠海的高新区及横琴新区近年来都把吸引香港、澳门的年轻人创业作为发展方向，尤其是对澳门——由于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绝对地位，本地其他经济主题的活力和创意都像是被侵蚀掉了。如果有跳出来的机会，反而可能会找到新的发展空间。

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澳门对这个问题似乎都不以为然。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、《隐形澳门》的作者李展鹏认为，近年来澳门大众教育及文化中本土元素普遍缺失，使得“不止别人看不见澳门人，澳门人有时也看不见自己”。

与李展鹏同校任教的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则认为，矛盾出在澳门特区政府以“派钱”为核心策略，强化日常性福利的管理方式上。余永逸指出了一个细节：每年特区政府的《施政报告》文本中，都会将增派福利放在显要位置，继而再讨论其他政策变化。

2020年4月，澳门特区政府的《施政报告》是由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发表的，这也是他任内的首份施政报告。报告提及了新冠疫情对澳门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，但展望未来，报告文本仍显得很有信心，其中更是花了超过2000字的篇幅来讨论包括“澳门新街坊”项目在内的横琴与澳门的合作。

“和以往不同，‘澳门新街坊’计划不再只是单纯针对澳门居民的福利措施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澳门在横琴的发展中的角色，并推动澳门居民到横琴，以至于更广阔的大湾区去发展、生活，让澳门人进一步融入国家的发展。”余永逸在接受《第一财经》YiMagazine采访时，这样评价目前仍是一片空地的“澳门新街坊”项目。

在港澳海关因新冠疫情影响人流骤减前，余永逸每周的工作日都在澳门大学工作，下班后就回到学校宿舍休息；周末则会回到香港与家人团聚。他是香港人，虽然有澳门身份证，但始终觉得自己只是“在澳门工作”。

翟冠楠则相信，等横琴和珠海再与澳门协调发展几年，自己原本在中国移动上班时负责解决的“中澳两地运营商串手机信号”的情况，就不会再是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