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资产资本化 混合所有制在于引入市场机制

李罗力建议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观念;此外，在国企改革上分类指导，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资源等重大领域，仍然要以国企、以政府主导，或者国有体制为主;但对于大量竞争领域的国企，则需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，逐步退出竞争领域;使其变成一个真正市场导向的机制。

诚然，“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。”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说。在他看来，应加强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约束和促进国企提高效率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，还应当遵循市场原则，鼓励竞争，效率优先，而不应设置以谁为主的一个先决条件。

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，王小鲁认为，因为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行业存在先天不等同盈利性，像垄断行业有大量的垄断利润，为了减少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行为，应该通过税制改革来减少垄断利润。其如果能够成为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一个现行一步条件。那么，对于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极为有利。

这里，可圈可点的是，王小鲁作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，其亦是会前论文评审组组长;他当年从1300多篇论文中选出125篇，可谓从理论至实践的推动者，为堪称中国改革史上重要里程碑的莫山干会议做出不菲贡献。

怎样“突破”

“改革必须有所突破。否则，那些行业怎么增加活力呢?现在讲四力，以前是‘三力，活力，竞争力，控制力’，现在加了‘抗风险能力’;要做到这些，民间资本的介入绝对能够提高效率。”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原会长康义说。

在康义看来，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——存在认识问题，现在分两种情况：完全竞争性行业，就此应该允许双向来混改，持股改革;此外，让民企，民间资本介入诸如石油，天然气，电力，铁路，电信、工业事业等行业。

以推动机制改革为发言主题的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说，国企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：体制、结构和机制。他建议改变外企、国企、民企的政策待遇顺序，让其均享受国民待遇。其次，要给改革者安全感，能有试错环境。再者，推动机制改革，具体讲就是共享分红。而这也需要突破。

事实上，周放生说，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要改机制。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能否由易到难——先改机制;届时，混改、体制改革等也能成行。换言之，有困难的地方先改机制，再倒逼体制改革。“就像扔一块石头把水搅动，把人搞活，人活了企业才能活。”

无疑，新时代背景下，人力资本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。

在宋志平看来，现在已进入到一个高科技时代，人力资本成为了企业的重要资本。但过去的分配不含人力资本——未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，现在应该考虑这方面。像其曾提及的超额利润分红权。

“为什么华为能有那么大的凝聚力，发展那么快，就在于它有分享机制，把人力资本、人的知识、经验、能力等等，也作为了分配。”宋志平说，“如能现金持股的国有企业干部并不多，能否把他们的人力资本、能力等等也参与到一些企业利润的分配中去。”

就此，孔丹指出， 宋志平的建议直指今日国企改革核心，即激励机制。他早年曾在中信推动分润式的激励机制;所谓“分润式”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分利润，而是指与利润挂钩。

孔丹对此深有体会，他说，要突破激励机制(瓶颈)，就得找到国企改革发展的真问题，找到解决真问题的路径与方法。

周放生也认为，目前国企考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工资总额管理。在他看来，工资总额管理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。下一步的改革过程中，需要进一步突破思维桎梏，明晓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可贵。

发改委体改所所长银温泉的体会是，近几年改革的主要问题是，国企改革方面，改革的目标与动力不足，思想包袱很重，政策协调配套较差。下一步的改革，还是要明确国企的定位。

银温泉认为，以混改为突破口在于如何落实。混改，不是限制股权;不妨改进现有一些僵化、繁琐的规定。另外，完善国有资产的评估和机制;包括还要调整国有资本的战略性布局;再者，让地方自主地选择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式，和地方国企的配置格局。最后推动国资管理体制改革。

“国企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要国企?”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前主席罗汉这样诘问，他指出，目前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定位不够清晰与具体。资本和企业不是一个概念。

罗汉建议，要细化国有企业的目位定位;要强化目标导向;要把国企政治优势，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此外，站在投资人，以及混改基金视角去看混改的国富资本董事长熊焰则提示，中国没有经历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，中国的股权资本太少了。而解决问题的一个战略活棋就是——激活120亿左右的国有资本。目前国有净资本约50万亿。但在央企的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大约120万亿左右。如何把这种资产升级为国有资本——应该是十九大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跨越，不再提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，而提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。“一个词的变化，整个管理思路，考核思路，考核机制，活力都变了。”

从“管企业”到“管资本”，一词之差，却道尽国企改革之精髓。其也是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留下的制度改革之辨，包括国企激励机制(人力资本)、管理体制的完善等，何去何从?事在人为。